马相伯（1840～1939年） 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农历三月初六（4月7日），生于丹阳县北乡马家村。名良，以字行。曾名志德，字斯臧，又曾用名乾、钦善，字相伯，或作湘伯、芗伯。谱名建常。笔名求在我者，晚号华封老人。出生满月，即受洗礼为天主教徒，取教名若瑟，故又号若石。因父松岩公行医经商，相伯不满一岁，举家迁居丹徒县寄籍。母沈氏，贤明识大义，庭训甚严，自奉俭约，高寿91岁。
相伯五岁，入私塾，好学不倦。12岁，教会办新学校求学。瞒过双亲，于冬夜乘坐民船，到上海求学。嗣后，遵母之托，管理泗泾祖遗房屋田产，成泗泾寓公。13岁时应江南举行乡试，在丹徒应试等出榜时，恰巧太平天国革命回徐家汇公学继续读书。先后研究中国文学、数理和哲学。撰写成《数度大全》（后正好用于他任教时的大学教材）和哲学著作《致知浅说》后，研究神学，获神学博士学位，时年31岁。并被聘入耶稣会，授职司铎（神甫），到安徽宁国府、江苏徐州府传教。时值乱离之后，百姓苦难。他请求父亲拿出一部分家财，来救济极度受难的人，凡受济者都十分感激。教会指责马相伯先生有违教规，将他幽禁在上海耶稣会“悔过”。此后，相伯退出耶稣会。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正月初三，相伯经二哥建勋推荐，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学习做官。经余做媒，于35岁与山东书香门第的闺秀王氏结婚。1881年，相伯应驻日公使黎庶昌之邀，赴日任使馆参赞。1882年，高丽大院君当国，被聘为高丽政治顾问，回国后，李鸿章请相伯任督查大员，相伯认为：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才为本；求才之道，尤宜设立学堂为先。”他想借教会之力兴办震旦大学，将母亲分给他的祖遗松江、青浦两县的3000亩田产，捐献给教会，作为办学的基金。但教会接受了马相伯先生的捐献，并没有接受马相伯先生的办学请求。于是到第三年的1903年之初，经马相伯先生精心筹划，拟定办学章程，学校正式招生开学。办学宗旨在学术革新，教育救国。马相伯自任监院（校长）。慎重宣布：“欲革命救国，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；欲研究近代科学，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；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，请归我！”
1905年，相伯偶染微疾。耶稣会乘机另委南从周主持院务，尽改旧章，学生哗然，集体退学。相伯召集离散学生，提出复校的意见，与会者一致拥护，并将从震旦带出的校牌、校具、图书和标本作为新校校产。
为有别于旧震旦，更校名为复旦公学，取“恢复震旦、复兴中华”的宏远意义。相伯亲订《复旦公学章程》，成为我国创办高校管理的典范。
1913年，相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，去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15年，与英敛之创设北京辅仁学社（即后之辅仁大学）于西山，主讲经史百家之学。
1931年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占我国东三省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相伯老人振臂高呼：“对内团结，对外抗战”。坚决反对当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。不顾年老体弱，广泛接待各界人士，至电台作抒救国难的广播演说20次。呼吁“立息内战，共御外侮。”
1932年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，时相伯老人寓居土山湾乐善堂，亲人劝他迁居租界，或避泗泾，老人谢绝好意，独居危楼。书写对联、寿字，首倡义卖，得钱义捐浴血抗敌的前方将士。呼吁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成会、江苏国难会、中国国难救济会等团体，撰写《国难人民自救建议》。
1932年，相伯在报章、电台发表大量抗日救亡言论，出版了《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》，并以94岁高龄，出席上海人民欢迎抗日将领马占山的集会。此后至百岁，与宋庆龄、吴香凝、沈钧儒等组织抗日活动，声援抗日将士。
1939年，相伯百岁。4月6日，全国各大城市集会遥祝先生百龄。国府颁令嘉奖，中共中央电祝先生为“人类之端”。《新华日报》评赞恭祝：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。相伯将所收寿仪悉数移充救护伤兵、救济难民。11月4日，相伯在凉山病逝，弥留之际，犹念念不忘收复失地。相伯逝世举国哀悼。国府明令哀悼，并发给治丧费，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，以示国家笃念勋耆之意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。于右任、冯玉祥亲挽灵柩，暂厝于凉山寓所。1952年因陈毅市长关注，派员赴越南凉山，将马相伯先生灵柩护送回沪安葬。1984年10月27日，由张承忠主持，又将马相伯先生迁葬于宋庆龄陵园，让上海人民永远纪念与景仰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爱国者。
相伯热爱泗泾，1903年，与史量才创办私立养正小学。1908年，于泗泾西市创办汇源米厂，成为松江第一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碾米厂。1910年，敦促娄县长疏浚泗泾塘、盘龙塘、蒲汇塘水道，并与县府及各阶人士冒寒视察慰问，表彰缪雨亭河长。泗泾留有马相伯遗屋生德堂，2002年之冬，泗泾镇政府已将其修饰缮一新，辟为“马相伯先生故居”对外开放。
